跨界、混血與被聽見：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

（本文是台大社會所碩士班「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期末作業，要求提出一份碩士論文的proposal，雖然開課老師給了「是份碩論可行的proposal」的評語，但與計畫要找的指導教授談時卻被認為「寫成碩論的時機尚未成熟」而胎死腹中。）

跨界、混血與被聽見：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

緣起

　　2010年的春天，是我與現代阿卡貝拉的第一次相遇。台灣合唱音樂中心（TCMC）在西門紅樓舉辦「春唱」的活動，我帶著合唱團的學妹們去聽表演，我們都驚豔於現代阿卡貝拉這種嶄新的表演形式，既結合我所熟悉的合唱和聲技巧，又加上現代化的麥克風、音響設備，以「人聲樂團」的方式演唱著較為流行、甚至可說是為台灣大眾所熟悉的曲目──現代阿卡貝拉不僅是新的體驗，更是啟發，對當時已有十年合唱團經驗的我來說，身為合唱團員最困擾的就是，明明自己是如此熱愛這種和一群人一起唱歌的表演形式，甚至卻無法圈子外的朋友分享。不習慣聽合唱音樂的朋友總是覺得合唱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古典音樂，沒有相當素養的人無法聽懂，或者是覺得合唱團總是在唱拉丁文聖詩之類的宗教曲目，難以產生共鳴。不管是音樂類型本身或表演內容，我都無法邀請朋友參與，但合唱作為一種表演藝術，沒有聽眾就等於沒有舞台；即使有聽眾，也是親朋好友的友情支持，有時並不一定是出自於他們對這種表演的認同。現代阿卡貝拉打破了合唱人的困境，以較易親近的形式和內容擄獲聽眾的心。那一天的表演就像一場流行歌手的演唱會，我作為聽眾也跟身邊的所有人一起為台上的演出者尖叫、鼓掌，氣氛High到最高點。就在那一年秋天，我與合唱團的朋友們一起組成了自己的人聲樂團，參加TCMC舉辦的「重唱大賽」，也就是後來的「台灣現代阿卡貝拉大賽」。

　　同時身為聽眾和表演者，身分的重疊也帶來新的想法。在人聲樂團中，因為成員跟合唱團比起來相對的少，也沒有指揮，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選擇想唱的歌曲或詮釋的方式，為了吸引觀眾，曲目和演出形式更貼近一般大眾的喜好。台灣的阿卡貝拉發展至今才十年左右，每年幾次外國團隊到台灣的演出，除了讚嘆這些團隊精湛的表演之外，我更思考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音樂該怎麼在國際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到底什麼是台灣的阿卡貝拉？我除了是現代阿卡貝拉愛好者，也是一個社會系的學生，我想要以自己的所學來回答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台灣的阿卡貝拉具有跨界和混血的特質，從古典合唱跨到流行樂團，並試圖以外國人熟悉的音樂類型結合台灣的文化，這些都出自於同一個動機：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對合唱團員來說是讓個人的聲音被大眾聽見，對台灣人來說是讓台灣的聲音被國際聽見。這裡的聲音不只是聽覺上的，更是文化意義上的，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其實是作為一種個人和社會意義的生產。我想要透過這篇文章描述、分析的，就是這種意義生產的過程。我想要說明，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意義生產如何可能，它到底生產了什麼樣的意義，以及它有什麼樣的限制。

話說從頭：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的發展歷程

　　根據台灣合唱音樂中心（2013）的網站資料，TCMC自2001年開始每年舉辦「重唱大賽」，若以此為台灣阿卡貝拉音樂推廣的開端，阿卡貝拉在台灣至今不過十多年。2004年第一屆「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將「重唱大賽」納入活動內容，雖然當時比賽包含有伴奏的「新重唱」和無伴奏的「人聲樂團」兩種形式，但在2008年，「重唱大賽」將「新重唱」從比賽項目中排除，歸入「台灣合唱大賽」，「重唱大賽」僅剩下「人聲樂團」的形式，並在2011年的第十屆比賽正式更名為「台灣現代阿卡貝拉大賽」。阿卡貝拉藉由這樣的制度轉變過程，在台灣成為一種獨立的音樂形式。在這樣的過程中，有兩點必須要注意：第一，TCMC舉辦的「台灣現代阿卡貝拉大賽」（在圈內依舊慣稱「重唱大賽」）是台灣現代阿卡貝拉圈中極為重要的活動，該組織因此在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第二，「重唱大賽」自2004年之後就附屬於「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之下，該藝術節每年都會邀請國外團隊來台表演，並擔任「重唱大賽」的評審，比賽的優勝團隊也會由TCMC推薦代表台灣出國比賽，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由此活動和國際產生緊密連結。我認為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跨界」和「混血」兩項特質正是從TCMC和「重唱大賽」而來。

跨界：文化資本的拋棄或重新定義？

　　Vocal Asia（以下簡稱VA）成立於2010年，是台灣目前專職推動現代阿卡貝拉的組織。根據VA（2012）的定義，阿卡貝拉的義大利原文a cappella指的是中世紀教堂中演唱的音樂，因為宗教上認為人聲才是唯一由上帝創造出來的「樂器」，故教堂中只能以人聲演唱，後來a cappella的意義就逐漸從教堂音樂轉變為「無伴奏人聲」，現代阿卡貝拉(contemporary a cappella)則是指結合了流行曲目和麥克風等音響設備的表演形式。Théberge曾指出科技對通俗音樂的重要性，麥克風能夠呈現歌手演唱時的細微變化，「插電」則使樂器的音色更加豐富，科技令音樂提供了更多的感官愉悅，進而發展出搖滾等全新的音樂類型（蔡佩君、張志宇譯，2005）。現代阿卡貝拉使用麥克風演唱，並搭配人聲打擊（vocal percussion，指以人聲透過麥克風製造出類似鼓或其他打擊樂器的效果），歌者能夠演唱較為流行的曲目，使它脫離禁慾的教會音樂，成為通俗音樂的一員。

　　然而通俗、流行音樂（popular music）作為一種通俗文化，也不時遭到批評，最知名的概念當然還是「文化工業」。Horkheim and Ardono批判「文化工業」是一種「群眾欺騙」，使民眾失去反抗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的意志（林宏濤譯，2008）。Bourdieu(1984)在Distinction一書中提出社會的階級定義其實不只是透過經濟資本，還包括了文化資本。文化資本的高低可以從「品味」來判定，Bourdieu在書中以圖表展現了不同休閒活動偏好者的階級位置。Distinction一詞的中文翻譯一直未有定案，最常用的兩個詞彙，一是「秀異」，二是「區隔」，前者說明品味和階級差異的相關性，後者則強調了上層階級使用品味彰顯本身位置、排除他者的主動性。如果將品味視為階級的標籤，且階級對品味是有意識的維護的話，就可以說明為何通俗文化會被稱為文化工業──因為對屬於文化上層階級的學者們來說，通俗文化對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資本造成威脅。可是也因此distinction無法解釋為何合唱團的團員們會接受現代阿卡貝拉這種音樂形式：以現代化音響設備演出通俗流行音樂的現代阿卡貝拉，相對於傳統的合唱音樂，從後者往前者移動會被視為一種「墮落」，是主動由上往下的階級流動。宋英維（2011）在〈古典跨界音樂之重思〉一文中指出，「古典跨界」一詞展現出了音樂結合古典和流行時的權力不平等關係，對「跨界音樂」來說「古典跨界」使其能被收納在「古典」的保護傘之下。對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來說，TCMC作為主要推廣單位也有類似的效果。現代阿卡貝拉雖然具有通俗音樂的內容和形式，但因為TCMC的推廣，表演者可以宣稱自己具有專業的古典音樂和聲技巧，甚至主張現代阿卡貝拉以遠少於合唱團的人數進行表演具有更高的難度，要求的文化資本更高，以此反駁「墮落」的質疑。

　　排除「墮落」的質疑並不代表合唱團員們會擁抱現代阿卡貝拉，他們還需要其他理由。Simmel(1904)在〈論時尚〉中曾指出人在現代社會中會透過排除異己、標示我群的方式，試圖維持個體性(individuality)。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解釋：從合唱團轉移到現代阿卡貝拉，表演者是在進行自身個體性的「劃界」，身為合唱團員他們有相當高的文化資本，而以現代阿卡貝拉的形式表演則有助於他們在這個高文化資本的群體中標示出自身的定位。Hebdige指出次文化是出自於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反叛（蔡宜剛譯，2006），Fiske則以「愉悅(jouissance)」說明通俗文化具有顛覆和反抗的力量（陳正國譯，1993）。現代阿卡貝拉對合唱團員的吸引力在於，他們所具有的文化資本除了被上層階級所接受之外，也同時以通俗音樂的內容被社會大眾認識，以此種跨界的方式反抗原本定義他們文化資本的上層階級，就能展現出自身的個體性。

混血：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間取得平衡

　　打從它是一種跨界開始，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就注定了它也是一種混血。所謂的「古典音樂」本來就不是台灣本身的東西，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生長的合唱基礎，團員們宣稱的高文化資本，本來就是一種外來的東西。台灣的歷史上也經歷了各式各樣統治權的轉換，從荷西時期至清領時期，從日據時期到國民黨專政，台灣的文化也是一種混血的產物。到底何謂台灣的音樂？

　　若從通俗音樂、流行音樂的發展開始，1910年「株式會社日本蓄音機商會台北出張所」成立，販售日製留聲機，台灣就開始引進西洋唱片和日本唱片，隔年「古倫美亞」唱片公司創立，之後獨霸了台灣的音樂市場，不僅引進中國的電影歌曲、灌錄台灣歌仔戲的唱片，也請台灣的創作者撰寫詞曲，訓練台灣的歌手（蔡龍彥，2001）。日治時期的台灣音樂，包含了西洋、日本、中國與台灣本土元素，已經是一種混血的產物。國民政府接掌台灣之後，一開始由呂泉生入主台灣廣播電台，在國語運動徹底執行之前製造另一個台語音樂的黃金時期，而國語運動的推行則開拓了國語音樂的市場（曾慧佳，1998）。隨著冷戰與美國對台灣的援助，以及國民政府將國台語流行音樂視為靡靡之音，美國流行音樂也成為台灣主流，經濟起飛的同時在國際上卻政治受挫，則帶出了台灣民歌運動（何東洪、張釗維，2000）。決心「唱自己的歌」的民歌運動是對歐美文化侵襲的反動，也創造了台灣流行音樂的商業化契機。解嚴之後，台灣的流行音樂更與社會運動結合，反思民歌時期對「文化祖國」中國的想像。

　　台灣的音樂從來就不是單一文化背景的，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更是如此。就如嘻哈音樂在美國之內是移民產物，在美國之外則被挪用以反映該地自身的社會議題（孫憶南譯，2004），或者古典音樂在台灣透過國家交響樂團而用以建立國族想像（黃俊銘，2010），現代阿卡貝拉被移轉到台灣也產生這種形式的特殊意義。對合唱團員來說，現代阿卡貝拉是他們展現個體性的工具，但因為「重唱大賽」的曲目要求，使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不只是展現個人的個體性，更要展現台灣的個體性，透過的方式就是混血。根據「重唱大賽」的規定，參賽團隊的曲目必須至少要包括一首中文歌曲和一首外文歌曲，而所有的參賽曲目之中至少要有一首是爵士歌曲。因為「重唱大賽」是附屬在「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之下，團隊必須藉由演唱非台灣的語言（外文）和非台灣的音樂類型（爵士）與「國際」的進行連結。此外，TCMC也與「漢光教育基金會」合作，在「重唱大賽」中設置「漢光演唱獎」和「漢光編曲獎」，獎勵以中文古典詩詞入歌的現代阿卡貝拉演唱、創作，並在國外團隊來台的時候邀請國外團隊進行中文歌曲的編曲、演唱。TCMC在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推廣過程中，是有意識的建立「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2013年美國阿卡貝拉界的葛萊美獎CARA揭曉，以原住民歌曲結合爵士音樂的「歐開合唱團」榮獲「最佳爵士專輯」，以中國古典詩詞搭配現代音樂編曲的「Voco Novo」則獲得「最佳亞洲專輯」和「最佳現代世界音樂歌曲」亞軍，證明了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混血性質在全球化市場中以本土特色取得一席之地。

　　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不僅僅是一種新興的音樂形式而已，它代表的是時代變遷下的社會轉變。原本屬於上層階級的古典音樂雖然展現出較高的文化資本，卻不能滿足表演者對個體性的追求，因此他們採取了跨界的形式。在全球化的時代，台灣的音樂不像過去一樣只受到外來文化單向的影響，更主動反挪用這些外來文化，以混血的音樂內容將台灣本土的元素向外傳播。跨界和混血，正是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獨一無二的特質。

「聽見」台灣現代阿卡貝拉

　　在一次報告的訪談中，一位有十年合唱團經驗的受訪者告訴我她選擇唱現代阿卡貝拉的原因是，「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我認為，「被聽見」正是台灣阿卡人的共同動機，讓自己的聲音在一個比合唱團小得多的團體中被聽見，讓自己的聲音在台灣社會中被其他人聽見，讓台灣的聲音在國際上被聽見。因此，我認為研究台灣現代阿卡貝拉的最好方式就是傾聽。阿卡貝拉在台灣發展的時間僅僅十多年，尚缺乏學術研究，現有理論架構不足，勢必得從經驗中蒐集資料以建構理論。資料的蒐集將包括兩個部分，第一是透過問卷進行台灣現代阿卡貝拉圈普遍的人口、團隊調查，瞭解使用這種音樂形式的人有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也能從各團的曲目中分析台灣現代阿卡貝拉「跨界」和「混血」的組成；第二，考量到現代阿卡貝拉演唱所需求的文化資本，參與者都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和表達能力，深度訪談是可行的研究方式。訪談的對象包含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推展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的權力中心，也包括實際參與創作、演出的團隊，可能是一對一訪談，也可能是以團隊為單位的焦點團體訪談。回到我進行此研究的初始動機－－以社會學專業對台灣的現代阿卡貝拉產生貢獻－－我認為訪談不只是獲取資料，更是邀請受訪的表演者共同建構現代阿卡貝拉在台灣的意義，由群體經驗構築的意義才會最貼近真實，也才符合台灣現代阿卡貝拉「被聽見」的初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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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濤（譯）（2008）。文化工業：作為群眾欺騙的啟蒙（原作者M. Horkeimer & T.W. Ardono），載於啟蒙的辯證（156-210頁）。台北市：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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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Nice, R. Trans). New York : Routledge.

Simmel, G. (1904). Fashion. In D. Levine (Ed.),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pp. 294-3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網頁資料

台灣合唱音樂中心（2013）。關於藝術節2013【網頁文字資料】。取自：http://festival.tcmc.org.tw/about.html

Vocal Asia（2012）。愛上阿卡貝拉【網頁文字資料】。取自：http://www.vocalasia.com/a_cappella.php?lang=tw